南京大屠杀几月几日

被日寇屠杀的中国军民

1937年12月13日清晨，日寇朝香宫鸠彦（其是一名日寇皇室成员，在日寇军中服役30余年，是日寇昭和天皇裕仁的叔父。日寇上海派遣军司令松井石根进犯南京途中犯病后，该职由其接任）指挥日寇兵窜入南京城，并发出了一系列盖有朝香宫鸠彦私人印章的命令，指示进攻南京的日寇将领为了“节省粮食”，要“杀掉所有俘虏”。在这份命令的表面标注的字样是：“机密，阅后即焚”。于是，一件件，一桩桩，令世人毛骨悚然，罄竹难书的悲惨事件在南京城发生了！

一、日寇的屠刀在淌血

被日寇屠杀的中国军民尸体成堆

1937年12月13日清晨，日寇吃惊地发现曾顽强抵抗的中国军队忽然全部退走。于是，日寇轻易窜入南京城内，南京沦陷。

紧接着，日寇在南京城内对缴械的中国军人及平民百姓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这一天，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上最为黑暗的时刻。

日寇本身给养不足，官兵越发变得穷凶极恶，一边疯狂进攻一边烧杀抢掠，强暴妇女的兽行屡屡发生。

窜入南京城的日寇兵约5万人，城中的中国人大概有59万人，其中包括50万平民，以及9万中国军人。59万中国人，5万日寇，这是两个相差悬殊的数字！

日寇非常清楚，虽是他们攻破了南京，但境况也不乐观。他们远离本土，而中国又处于战乱状态，所以导致他们无论是从本土运来粮食，还是从中国掠夺粮食，都是无法供应兽兵的全都需求。没有粮食吃，又有那么多的中国战俘要生活，这种兽性逻辑导致日寇（容我这样说）的指挥官下达了一个秘密命令：屠杀！

然而，即使不是因为缺乏粮食，这些杀红了眼的侵略者，也会对中国人举起屠刀。缺粮这个理由，只不过让他们的行动有充足的动力。

下午两点左右，日寇的先头部队到达挹江门，发现挹江门外有成千上万的逃兵和难民挤在一起，试图渡江。于是日寇向逃兵和难民开火，造成血染长江的大惨案。

南京城内到处都是中国士兵扔掉的军装和武器，日寇认定有大量的中国军人化装成平民潜入“安全区”，所以日寇开始对“安全区”进行大搜捕。一旦抓捕到隐藏在“安全区”内的逃兵就处死，大量无辜的平民也被杀害了。

日寇还以缺乏粮食为由，杀害了很多投降的中国士兵。日寇指挥部下达的命令是悄悄地屠杀战俘，日寇军人少，如被战俘发觉，恐怕引发无法控制之局面。

屠杀战俘既可以解决粮食缺乏的问题，也可以彻底消灭中国军队的对抗力量。中国的大部队已经撤出城，仍然留在城中的中国军队建制凌乱，弹药、粮食都缺乏，无奈之余，有些中国军人就向日寇投降了。

饥寒交迫的中国军人，体力和斗志都已经是强弩之末。看着瑟缩的中国战俘们，一名于1937年8月奉日寇天皇之命应召入伍的25岁日寇新兵东史郎心中生出鄙视。本来对中国对手心存畏惧的他，看到这些对手的现在表现，让他觉得自己的畏惧完全多余，他看不起这些放弃抵抗的中国军人。

当畏惧变成了鄙视，日寇兵的胆子就大了起来。

长江边被日寇屠杀的中国军民的尸体

屠杀战俘的时候，日寇兵的内疚之心基本消失殆尽。没有尊重，何来内疚？为了防止遭遇反抗，日寇兵事先没有流露出明显的“杀俘”迹象。所以中国战俘毫无觉察地按着日寇兵的命令走到了日寇士兵选好的屠杀地点，然后被杀掉。

南京最大规模的一次屠杀发生在幕府山附近，这是位于长江南岸边的一座丘陵。战俘们排着长长的队伍，手被捆绑着，向着幕府山附近的江边走去。日寇士兵告诉他们，要把他们转移到长江中心的八卦洲。

真以为要去江心八卦洲的中国战俘已经在江边等了很久。湿冷的风从江面上吹过来，让衣衫褴褛的战俘忍不住发抖。天色渐渐暗了下来，日寇士兵列出一个弧形的队形，松散地包围着这些双手已经被捆绑起来的俘虏。

深夜，密集的枪声掠过天空，冲向远方……被杀的中国军人的尸体堆叠着，有几万人。日寇兵开枪的时候，战俘们无处可逃，身后就是江水，身前是兽兵的枪口。他们就像是被割到的麦子一样倒下去，为了防止有人没有死，日寇兵开枪过后还拿着刺刀挨个翻着尸体检查，看到还没有死的就补上几刀，最终那些还残存着一线渺茫希望的战俘，变成了堆叠在江边的尸体。

清理尸体对于日寇兵来说也是一个烦恼的工作。用土埋，可是尸体太多，无论是挖坑还是寻找现成的大土坑都不容易；浇上汽油焚烧，可是又没有那么多的汽油，于是就有了一些被烧焦的尸体，还有一些被烧成灰烬的尸体；更多的尸体还是被推入了江中。人们没有想到，长江成了许多中国人的葬身之地。一个月之后，这里的尸体才被基本清理干净。

为了抢劫商店的财产，日寇兵毫不犹豫地把枪口对准了中国店主。一阵扫射之后，商店被洗劫一空。抢不到东西，就放一把火烧掉房子。

二、杀人强奸成为日寇的乐趣

日寇兵进城之前，上级宣布的纪律很严格，但这些寇兵根本无视纪律，无恶不作……，当然，上级日寇也是放任自流的。

28日上午，有一批日寇进入金陵中学难民室巡视。当时人们认为日寇是在例行巡视，没有注意到他们的本意。晚上12点后，突然有一辆日寇大卡车停在学校墙外，十多名日寇随即翻墙跳进学校，在每间难民室强拉女性，共拉去30多人。第二天上午，日寇又用汽车把这些女性送回学校。29日晚12时，日寇又在临近的学校楼上拉女人，女人的大哭大叫声持续了约一个小时，这次不知道拉去了多少人。第二天，日寇又用卡车送人回来。第三天过后，有人将此事披露出来，国际委员会便向日寇中岛司令提出抗议，据说这种抗议是有效的。但过了几天，这些日寇士兵又开始上街乱抓女人了……

这种情形当时在日寇占领区的许多地方很普遍。女人见了日寇兵，如同遇到瘟神。

……，……

日寇于12月14日开始集中兵力围攻下关一带未能渡江的中国军队。从战败中撤退的中国军人组织无序，场面混乱，军人已成散兵，他们除想逃命外，毫无战斗力可言。日寇将下关一带的中国残军肃清后，第二步是系统搜索逃亡到难民区的中国官兵。

从19日到22日，他们开始搜索非中国人势力范围内的中国官兵。当时的金陵中学是美国教会学。日寇在22日下午发出通告要搜索中学，所有难民只要有保人，保证自己不是军人，就可以没事儿。于是，许多难民开始商量互相担保。

23日上午9时，日寇在学校周围布设岗哨后，便派兵进入学校，命令各教室的难民集中在一个大操场上，女人和小孩集中在一起，男人集中在操场中央。国际委员会在各教室难民中选一人为管理员。他们把管理员结合在一起，分成两批相对战，中间留一条通道。

安排妥当后，先由一名中国汉奸充当翻译。汉奸站在桌子上对大家说：“听说你们中间有中国兵，中国伙夫也在里面，如果有的话，你们可以自动站出来，皇军绝对保障你们的性命。如果不站出来，一经查出，马上枪毙。”汉奸讲完话，人群在沉默。有些胆小听话的人陆续站出来，前后不到一刻钟，就有30多名中国军人自动站了出来。

接着开始由日寇盘查，每个人要从管理员中间通过，管理员要问你有没有保人，你的保人是谁？如果他说的保人也承认保他就算通过，到一边有保人的地方去，如果没有保人，就站到另一边去，随即与站出来的中国军人一起押上汽车，拉到雨花台附近枪毙。

当那些被征来的苦力搬运尸体完毕之后，自己也变成了被枪杀的对象。可恶的日寇向他们开枪了。刚才还在搬运别人的尸体，现在自己也变成了尸体。

杀人成了日寇的乐趣，枪杀，刀砍是日寇杀人的主要方式，他们将中国人排成一排，然后挥起军刀，挨个砍掉他们的头。

后来，日寇觉得简单的杀人似乎太无聊，于是开始比赛。当时有两名日寇少尉，一个叫向井敏明，一个叫野田毅，开始比赛杀人，他们约定看谁先杀掉100个中国人。这件事并非传言，而是有确切记录的。当年《东京日日新闻》的几名随军记者对这两个屠杀中国人的日寇军官进行了跟踪报道。在他们的报道中，详细记述了两人杀人的过程、时间、地点、人数。两名日寇军官的暴行被当做日寇的荣誉刊登在日寇的报纸上，还配发了照片。

虐杀中国军民的日寇：向井敏明、野田毅。

两个疯狂杀人的日寇，杀人途中见面，互相大笑着打听对方的杀人数目，向井敏明砍杀106人，野田毅斩杀105人，向的斩杀人数超过野的一人。可是究竟是谁先杀到100人的呢？没有比出来，于是，两个日寇又决定比谁先杀到150人。

战争结束后，向井敏明的和野田毅被引渡到中国的军事法庭上受审。审讯过程中，两人面对确凿的白纸黑字，却在狡辩，声称当时为颂扬军功夸大报道。最终，法庭判定向井敏明和野田毅穷凶极恶、系南京大屠杀共犯，违反海牙陆战规则，以及战时俘虏待遇公约，构成战争罪以及违反人道罪。1948年1月28日，被押赴南京雨花台执行枪决。

昭昭天日，必惩兽恶！

日寇杀人的花招完全超出正常人的想象，其手段之残忍令人发指。后来，日寇嫌刀砍费力，枪杀又太浪费子弹，于是想出各种各样的杀人方法：把战俘捆绑着，让他们排队躺倒在路上，然后用卡车碾压；还有的中国人被当成训练日寇新兵的活人标靶；有些更为残暴的日寇还把中国人的心脏挖出来下酒。这不是故意妖魔化日寇，而是铁证如山。当年日寇杀人时拍下了他们挖人心脏过程的照片就是铁证。还有的中国人被饿死、被活埋，有的婴儿被日寇用枪尖挑着丢到热水锅里活活煮死。

这样的照片近年来在中国、日本流传很多。当然，也有一些侵略中国的日寇老兵晚年之后良心苏醒，撰文忏悔自己杀人的罪过。

日寇在战争中强暴女性，这是在战争中犯下的众多灭绝人性的兽性之一。虽说日寇明确规定，在敌国土地上强暴女性是非法的，是被禁止的，但当年侵华日寇的中下级军官和他们的士兵却视若无睹，根本不在乎这种规定，他们面对女人，完全失去了人性，对中国女性犯下了非常残暴的罪行。

他们从村庄里抓来中国妇女，然后集体轮奸、凌辱。无论老幼，都不放过。据《魏特琳日记》中披露，一位48岁的中国女性被强奸18到19次，这位48岁的女性76岁的母亲被强奸了两次。

一些日寇兽兵相信，强奸可以让他们在战争中更加神勇。有的日寇兽兵还把被强奸者的阴毛做成护身符携带在身上，相信这样可以让他们免于伤害。

许多年之后，日寇老兵东史郎在谈到他和他的同伴当年犯下的罪行时承认：如果只是强奸她们，倒也没什么，主要是杀了她们……。据这位日寇老兽兵回忆：当年他们通常强奸女性之后，担心会被告发，往往会把被强奸者杀死，达到灭口的目的。一般来说，有些下级军官甚至会特意嘱咐他的部下：强奸之后要把被强奸者杀掉，防止留下罪证。

不过在战场上，日寇兵的许多罪证还是被他们自己人定格在胶片上。

在照片中，有的中国女性赤身裸体倒地，头颅被砍断；有的中国女性双腿张开，被绑在椅子上，遭受日寇轮奸；有的被强奸之后，日寇兽兵还要对女性进行残忍的凌辱，会把各种东西塞入中国女性的下体，将她们活活折磨死。

在许多镜头中，人们能看到襁褓中的婴孩被日寇从母亲怀里抢夺出来活活杀死，刚刚遭受丧子之痛的母亲，还要遭受日寇兽兵的强奸，最后也被杀害；已经有孕在身的女性，也不会被放过，会被强奸、剖腹；被砍掉头颅的裸体女子，在头被砍掉的瞬间，嘴巴大张，惊恐之声已经无法发出，但她仍用一只手勉强遮掩着自己的下体，一只手本能地去扶鲜血飞溅的断颈。

……，……。

中国人通常用“南京大屠杀”来定义这场劫难，可是在西方，却将这段历史叫做“南京大强奸”。在这场大劫难中，30多万人被屠杀，大约8万女性被强奸。日寇犯下的如此巨大规模的强奸罪行，震惊了世界各地。

三、安全区并不安全

日寇占领的南京已没有一块儿安全之地，即使是在国际友人建立的“安全区”里，日寇依然以种种理由闯进去进行疯狂屠杀。

美国女传教士魏特琳当时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设立“难民所”，专门收容妇女和儿童。原本预计这个“难民所”大概会容纳2000多人，但随着日寇攻占南京后实行暴行的开始，越来越多的人涌入这个“难民所”，在这里避难的人最多时达上万人。

国际救济机构在南京设立的“难民区”

可这里并不是绝对安全的。得知金陵女子文理学院聚集着许多女性之后，日寇兵就开始成群结伙地到这里抓人了。他们声称是到这里搜捕中国士兵，然后就强行从学校的大门、侧门进入，在学校里抢劫财物，拉走女性，到校外强暴，甚至在学校内实行暴行。

名为“安全区”，但有许多日寇士兵会在深夜人静之时翻墙进入学校，在没有灯光的学校里乱闯，在黑暗中抓走避难的中国女性。在日寇兵中，他们自己有一个名词来称呼这种行为：摸彩。

魏特琳因为是美国人，日寇虽然没有杀她，但她也未能免于暴力的伤害。12月17日，一群日寇兵开着卡车来到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他们把魏特琳和另外几名外籍人士赶到大门外，还打了魏特琳耳光。其他中国职员则被日寇兵强迫跪在门口。这些开着卡车的日寇兵在大楼里搜查了一番之后，带走十几名年轻的中国姑娘。

汽车声成为在这里的女性的噩梦。一听到汽车声，女难民就往脸上抹上锅底灰或者污泥。但日寇士兵却带着湿手巾，他们把女难民脸上的灰和泥擦掉，看到漂亮的就用白被单裹上，抱到汽车上拉走……。

虽然已经讲明“安全区”内不会接纳中国军人，但国际委员会并没有能力拒绝中国军人进入“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为了保持自己的中立立场，让这些进入“安全区”的中国军人放下武器。有中国军人进入“安全区”，这就给日寇进入“安全区”制造了理由。那些进入“安全区”并放下武器的中国军人很快被随后而来的日寇辨认出来，之后被日寇集中杀害。日寇杀害中国战俘的枪声四起，这让国际委员会的人惊呆了。或许他们后悔劝说中国军人放下武器，这些中国军人就这么毫无反抗之力地被杀掉，还不如留着武器与日寇拼杀！

……，……。

四、铁证如山

南京沦陷之后，日寇开始向市民颁发所谓的良民证。日寇规定每个人都要到指定的地点领取良民证。他们指定的地点在难民收容所里。领证的人先排成队，然后逐一进行检查、询问。检查的方法是逐个查看头上有无戴军帽的痕迹，再看手上、肩上有无老茧等，有时还要来回走几步，看看有没有军人姿势。他们利用这种方法检查，如果发现哪个人有可疑之处，便将其带走。被带走的人去了哪里？后来证实大多被杀害。

日寇曾表示，“安全区”可以放心地把那些解除武装的中国军人交给日寇来处理，要相信日寇是具有“人道主义精神的”！

但是，日寇的话如畜放屁，他们很快把这些中国军人拉走杀掉。日寇还把大批的中国难民拉到汉中门外，先用机枪扫射，接着用刺刀捅，然后浇上汽油焚烧尸体。

12月16日，24岁的中国青年刘永兴在“安全区”东面的大方巷被日寇抓住，和他一起被抓的还有5000多中国人。刘永兴是裁缝，不是军人。他和5000多个同胞被驱赶着来到中山码头。日寇展开大肆的屠杀，刘永兴跳到水里侥幸生还。

日寇在“安全区”里频繁搜索。被日寇辨认出来的中国军人，被日寇用铁丝绑起来枪杀，或者浇上汽油烧死，或者用其他什么日军发明的“有创意”的方式杀死。

12月18日，一个名叫威尔逊的外国医生，在给妻子的信中就有这样的描述：“今天是当代但丁炼狱的第六天。大批的人被屠杀，成千上万的女性被强奸，穷人的食物都被抢光。这些事情什么时候才会结束……”

被日寇砍杀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李秀英。

12月21日，威尔逊医生救治了一名叫李秀英的中国女性。李秀英19岁，怀有六个月身孕。在一个小山坡上，两个日寇意图强奸她。为了抗拒日寇的暴行，李秀英极力反抗，结果脸上被砍了18刀，腿上和腹部也有很深的刀口。李秀英被送进鼓楼医院的时候，一息尚存。威尔逊医生为他缝合了37处刀伤。李秀英的刀伤被缝合了，但她的孩子永远地失去了。

魏特琳在写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校方的报告中，也记录了她所看到的场景：“一些中国的男人把他们的妻子、女儿送进收容所，祈求安全区能够庇护她们。他们一边祈求，一边流下泪水，希望哪怕是让她们在露天地里有一块睡觉的地方，也万分感激。”他们以为这就可以免除日寇的侵害。

……，……。

攻入南京城的日寇对中国人施加暴行不需要任何理由。

12月14日中午，日寇兵在铜银巷的中国人住宅内强奸四名少女；12月15日，六名在“安全区”卫生委员会第二区担任道路清扫工作的中国人被日寇杀害；12月15日，日寇士兵闯入汉口路的中国人住宅，强奸一名女性，拉走三名女性。其中两人的丈夫追上日寇，试图救回妻子，但他们都被日寇杀害了；12月15日夜，金陵大学图书馆闯入7名日寇士兵，他们扑向7名女难民，其中三名被奸污；……，……。

日寇之暴行让世人瞠目结舌。

1938年初，日寇强迫“安全区”解散难民，让他们回家。日寇声称南京的秩序已经恢复，实际上并非如此，日寇士兵惨无人道的杀戮仍在持续。1938年2月18日，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被迫改名为“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同年5月，最后的难民营彻底关闭。

对于日寇的暴行，当时很多中国人没有条件记录或者没有机会一一他们已经死在了日寇的屠刀之下。

南京沦陷之后的记录，包括日寇自己的媒体报道，以及日寇军官的日记等。

为了掩饰自己的罪行，日寇方面的记录并没有全面展现日寇惨绝人寰的暴行。而一些中国幸存者的记述传播也很有限。所以，以至于在几十年之后，世界上很多人并不知道南京大屠杀的真相。甚至日本人也可以轻易否认他们本身或者他们的父辈、祖辈的暴行。

可以对日寇暴行进行指正的，除了被屠杀的中国人的累累白骨，还有在南京建立“安全区”的拉贝等人留下的日记、信件，及一份约翰·马吉拍摄的影像。

1938年1月23日，身为国际安全委员会总稽查的费吴生获准离开南京。他穿着驼毛大衣前往上海。在他的大衣的衬里藏着一个胶卷，这就是关于南京大屠杀唯一一份影像文件。这份长达400英尺、分为8卷的胶卷播放时长为105分钟，是约翰·马吉偷偷拍摄的。

费吴生把这些胶卷带到上海，与在上海的英国《曼彻斯特卫报》记者田伯烈一起对影像进行剪辑，并且配以英文标题，送交上海柯达工作室，制作了四份拷贝，送往英国、美国、德国。

出于美国律师家庭的约翰·马吉在耶鲁大学和麻省剑桥圣公会神学院毕业之后就被派到中国。身为一名牧师的约翰·马吉在国际安全区担任总稽查。看着日寇的暴行，约翰·马吉无力阻止，于是就拿起他的贝尔牌家用摄像机一一这部摄像机以前是用来拍摄用于传播福音录像的。日寇虽然没有把屠刀架到在中国的西方人头上，但对于他们的行为也是有严格限制的。约翰·马吉只能小心地避开日寇，开始在鼓楼医院一带拍摄纪录片。

约翰·马吉拍摄的录像拷贝中有一份被传教士莱斯特小姐从英国带到日本播放，但是很快就遭到禁止。1938年4月，拉贝先生回到德国播放了约翰·马吉拍摄的录像。据称德国纳粹政府的宣传部长戈培尔也观看了该录像，即使残酷如戈培尔，对于其日寇盟友在影片中展现出来的行为也感到震惊。

约翰·马吉的录像资料不仅把日寇的暴行传播出去，也成为后来东京大审判的重要证据。甚至在几十年之后，约翰·马杰的录像还在帮助中国受难者讨还公道。2007年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夏淑琴诉日本右翼作家名誉侵权，最终，因为有约翰·马杰的录像作为证据，夏淑琴诉日本右翼作家名誉侵权案胜诉。

日寇占领南京之后，一边制造着骇人的悲剧，一边企图粉饰太平，企图把惨无人道的日寇装扮成“高尚的正义之师”。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一方面，他们如前文所述，严格控制南京城内中外人士的行为，不准他们拍摄、记录日寇的罪证；另一方面，日寇方面频频制造虚假的新闻报告，企图粉饰罪证。

日寇宣布投降之后，日寇军部命令日寇的新闻单位，把一切可能会成为战争见证的资料全部销毁。很多日寇的新闻单位都照做了，如果不按照日寇军部的命令做，可能会被杀头。

然而，让人气愤的是，仍有日寇极端右翼在宣传“南京大屠杀根本就是谣言。”中国人民做了何等恶事，以致承受如此天下难言之惨！

但是，墨写的谎言如何能够改变血写的历史呢？！

南京大屠杀的遇难人数，最终恐怕还需要更多的历史考证来证实。但是，无论死亡人数是多少万人，都无法改变南京确实发生过大屠杀的历史事实，日寇所犯下的罪行是他们永远无法否认的！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忘记历史的伤痛，就是对历史的背叛，更是对自己的背叛。

每一年的12月13日，南京上空都会拉响警报，以示对那场大屠杀中遇难同胞的祭奠。这刺耳的警报声更提醒人们，落后就要挨打！

勿忘国耻！勿忘血仇！